金川县向来重视文化建设，特别是党中央“十八大”以来，为抢救、挖掘、保护、传承、弘扬金川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积极联合高校、文化研究、文化管理等权威机构、部门，组织数十位知名专家、学者，陆续开展对苯教文化、象雄文化、东女文化、嘉绒历史等文化的深层次调研，更进一步丰富藏羌彝文化走廊内涵，促进新时代汉藏文化交流，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国际、国内形成了一定影响。

金川县勒乌乡雍仲苯教修行地石刻调研报告

       因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委和县政府的邀请，本人带着四位从事苯教研究的博士研究生，在 2014年11月8日至10日对金川县勒乌乡雍仲苯教摩崖石刻进行了短暂的调查和研究。此次调研，既是为金川县和金川文化所做的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也是我们学习嘉绒文化好机会。金川县是我长期从事苯教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田野点，所以本人对金川县的嘉绒文化有些了解。以前我的调查重点是嘉绒的苯教寺院文化，但此次的调查对象是摩崖石刻。凭着长期研究苯教文化的经验和此次细致的考察，我们总算对金川县勒乌乡勒乌(Li wer)修行地（又称嘎浪革修行地）摩崖石刻群及其周边的苯教文化遗址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下面我从勒乌摩崖石刻的内容、年代、价值、建议四方面向金川县委和县政府做一次简短的汇报。

1 勒乌摩崖石刻的内容界定

       金川县发现的勒乌摩崖石刻内容纯属藏族苯教。原因有几点：第一，此地出现的三组摩崖石刻群的内容属于雍仲苯教密宗母续仪式；第二，摩崖石刻上出现苯教修行士、苯教咒文、苯教祖师辛饶米沃的名字；第三，出现几处苯教修行洞，其中一处有人修行传承至今，仍为苯教徒；第四，摩崖石刻群的出现与有关文献记载的苯教从古象雄传播到嘉绒地方后盛行至乾隆年间的背景相符；第五，修行地所在的地名勒乌就是象雄文地名，是从古代象雄一位国王的名字繁衍而成，说明了古代象雄苯教与嘉绒苯教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关系；第六，综合看来，此处是一个雍仲苯教修行地，石刻上的组合图像、单人图像、藏文咒文均离不开苯教内容，唯一与佛教有关的只有公元八世纪的贝茹杂纳大师，但在这里他也是作为苯教大师出现的，有明确说明他身份的藏文题记。

      苯教有斯巴苯教和雍仲苯教两分法，前者是原始的、仪式的、非系统的；后者则是理论、哲学的、系统的。金川发现的勒乌摩崖石刻群的内容属于后者即雍仲苯教，因为摩崖石刻中出现的母续仪式属于雍仲苯教高度理论化的密宗仪式。其它的摩崖石刻图像和文字也属于雍仲苯教的内容。

2 勒乌摩崖石刻断代

       摩崖石刻的断代是非常专业化的问题，需要高度谨慎。一般而言，考古学家最有资格断代勒乌摩崖石刻的具体刻凿年代。但是，金川摩崖石刻的内容属于雍仲苯教，且出现很多藏文，这种特殊性对考古学家形成无法克服的挑战。所以，苯教研究者和当地高僧派上用场，能做点贡献。我们的断代经过了三大步骤：第一步，我们充分利用为期两天的考察时间，全面、细致、严谨地考察了勒乌修行地的摩崖石刻群，并与附近的修行洞和地势地貌联系起来，加以宏观把握。进而对每一副石刻的细节进行分解，做了定量分析。第二步是讨论部分，我们请来两位当地民间最有威望的高僧请教了勒乌这个地方的历史、地名、石刻的宗教内容等，并经过了反复的讨论。第三步是运用宗教学和考古学的科学方法对摩崖石刻的内容和风格做了详细的分析。通过研究，我们认为勒乌摩崖石刻群刻凿于不同的年代，其上限为 11 世纪，下限为 16 世纪。此地从 11 世纪开始有苯教修行士修行。期间，后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刻凿石刻画，不断发展，形成现在的规模。到 16 世纪的时候，受到藏传佛教尤其萨迦派和格鲁派的影响，苯教向经院学派的方向发展，放弃原先的修行洞，入寺受戒学经，这与当时在青藏高原得到全面发展的藏传佛教寺院文化和经院哲学的大环境是离不开的。对于金川勒乌摩崖石刻群是刻凿于 11 至 16 世纪的学术结论，我们有以下论据：

       1、从县政府提供的画册-图 Z 1-1 考察，此地是一个完整的修行地，到处都有修行屋的残垣和洞窟遗址。所以，此处应该为一个完整的修行地。勒乌修行地发现的最早的一组摩崖石刻为公元十一世纪的苯教密宗的母续（藏语的 Ma-rgud）。Z1-1 石刻由母续密宗的八组保护神组合而成，其分别为八个怒苯、八座净土苯塔、八位空行母、八个野兽、八条木和八种火。母续中八组神为雍仲苯教的八组保护神。苯教祖师辛绕弥沃的传记中的降魔篇对此有详细的记载，苯教的起源地沃摩隆仁周围有八大巨魔，这八大巨魔被辛绕弥沃降服后，指派八个保护神取代之。这八个保护神是八个组合，每一个组合又由八个内容组成。按照这一理论，此地带理应有八组这样的石刻群，目前我们只找到了其中的三组，其中一组还不全。剩下的五组可能在修建被垃圾填埋场时被炸，也有可能是受到施工的影响被损坏了。不管怎样，已经被发现的三组岩画是属于苯教母续的八组保护神，是毋庸置疑的。其中，Z 1-1 属于最早的一组，因为在这组石刻中刻凿的塔顶有“甲日”，证明其明显与早期象雄苯教有关系。

       这三组苯教母续石刻群的主要区别在于神像手中的法器不一样。

      2、从石刻本身来讲，虽然图像古朴，线条简单，但结构和内容较复杂而完整，出现比较复杂的反映宗教内容的组合图案。与青海省的海西、西藏日土和那曲等地出现的早期岩画相比较，此处石刻群的内容更完整，结构更复杂，象征更系统，年代也更晚。金川石刻中的八组保护神的组合神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具备非常完整的知识系统和信仰系统。而吐蕃时期的岩画非常简单，不具备这样的系统性和知识性。故此说，金川石刻属于苯教石刻中较晚期的石刻，属于苯教后弘期刻凿的图像，而后弘期是公元十一世纪开始的。

      3、苯教的母续密宗是苯教中比较早期的一个传统。母续传统的历史非常悠久，根据苯教史料的记载，母续密宗是从西藏西部的象雄（汉文史料中称作羊同）传进当时的吐蕃的。所以，母续密宗随着象雄文化的东移传到青藏高原东部的嘉绒，这样的传播路线已经得到琼部落史志类文献的佐证。

      4、石刻群中尤其第四个点和第五个点中藏文题记出现频率较高。从藏文字体、文风、语法结构和正字法考量，其具备 11 世纪后的藏文的特点。藏文字在历史上经过三次厘定，即三次文字改革，最后一次是 11 世纪的大译师仁青桑波主导的，因而 11 世纪前后的藏文正字不难区别。勒乌摩崖石刻群中所刻的藏文字体明显为 11 世纪第三次藏文厘定后的文字。

       所以，可以肯定，勒乌摩崖石刻群的刻凿年代不早于十一世纪。

       5、公元十四世纪至十五世纪之间，藏族的历史上出现过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人物即年麦·西绕坚赞大师，他诞生于金川县玛尔邦乡豆角沟。此次调研我们去了他的出生地。

      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影响了整个藏族的历史文化，尤其在苯教的历史传统中与宗喀巴齐名。年麦大师于十四世纪担任过西藏最大苯教寺院温萨卡的最后一任堪布（法台）。这座寺院于1386 年被洪水冲毁后，年麦大师于 1405 年创建了著名的曼日寺，这座寺院成为苯教后弘期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寺院。随着曼日寺极力推行苯教戒律和培养众多弟子，年麦大师的名声日增。虽然年麦大师于十五世纪开始逐渐在藏区出名，但当时的影响力不是很大，他的很多哲学观点在藏区尚未被完全接纳，十五世纪名著《苯教源流宏扬明灯》中尚未出现他的名字，说明年麦大师在十五世纪仍然有限。但是，到十六世纪的时候，他的影响力已经非常大了，其在苯教传统中被尊崇为“第二佛陀”。这合乎藏族历代高僧出名的历史轨迹，因为一般而言，藏族高僧名扬天下或是因为著作等身，或是因为被弟子追捧所致，皆在这位人物圆寂后的两百年左右的周期内完成。金川县的摩崖石刻群中未出现任何与年麦大师有关的图文，证明此处石刻群刻凿年代早于 16 世纪，否则年麦大师就应该出现在石刻中。

       6、为什么公元十一世纪至十六世纪之间刻凿的勒乌摩崖石刻中未出现年麦·西绕坚赞大师的造像？通过对金川嘉绒文化的综合研究，我们认为这与发生于十六世纪末叶和十七世纪初的当地苯教活动中心的一次转移有关。十六世纪以后年麦大师名扬全藏区，他的巨大的光环和影响折射到了出生地嘉绒，嘉绒地区的土司和平民也把他尊为神圣无双的宗教人物推崇，并推行他的宗教思想和经院理论。因为他的出生地就是嘉绒金川豆角沟，当地的苯教中心，自然从勒乌修行地转移到他的出生地豆角沟，建立了扎亚僧格宗（年麦·西绕坚赞大师纪念堂）和扎日寺（brag ra dgon）等。总之，苯教中心转移到他的出生地以后，勒乌修行地开始没落，这个跟年麦大师在嘉绒地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根据苯教文献记载，嘉绒土司热丹曾邀请年麦大师的弟子仁青坚赞从西藏来到嘉绒传法，可见当时年麦大师在嘉绒有巨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分析认为，随着年麦大师重寺院文化轻禅修文化的思想在嘉绒地区产生影响力，加上他的出生地在豆角沟，豆角沟的历史地位迅速被提升，成为当地一个苯教文化中心，而勒乌修行地逐渐被历史遗弃。这就是这些岩画群中未出现年麦·西绕坚赞大师的历史文化原因。

       以上所列的几点理由，基本上可以论证嘎南革岩画群的产生年代大概为十一世纪至十六世纪。

3 文化价值

      1、勒乌摩崖石刻中刻有几位对藏族文化产生历史性影响的人物。第一位是贝茹杂纳，是公元八世纪时对佛苯两教传统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他在当时与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发生矛盾，被流放到嘉绒地区。嘉绒地区有很多他的修行地，关于他被流放的原因在学术界有很多解读和争论，在此不赘述。第二位是旦巴热朝，是公元十一世纪著名的学者和修行者，有很多著作。第三位是朝仓周拉，是 11 世纪的掘藏大师和学者。这三位人物是苯教乃至整个藏族文化发展史中极其重要的人物，对藏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这些人物出现在金川县勒乌修行地摩崖石刻上，这对提升金川在整个藏族历史文化中的地位，提升嘉绒藏族文化的自信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2、勒乌摩崖石刻的发现使得古象雄文化与嘉绒文化之间的历史文化脉络更加清晰。

       摩崖石刻中出现的这些人物是青藏高原文化中早期的大圆满法修行大师，跟古象雄文化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众所周知，苯教的大圆满法是从传来的。吐蕃时期开始，苯教的大圆满法随着象雄文化的东移传播到现在的金川在内的嘉绒地区，这个过程中，琼部落的东迁扮演了很大的角色。根据苯教史料记载，琼部落有白琼、黑琼、黄琼、花琼四个部落，其中白琼和花琼两个琼部落支系都东迁至嘉绒地区，融入到嘉绒藏族里面。随着白琼和花琼部落东迁嘉绒，象雄文化中的密宗母续仪式和大圆满修行法也传播至嘉绒。11 世纪后，苯教修行士在勒乌修行地修行大圆满法和母续等苯教仪式。为了便于观想这些修行士把母续本宗神像和象雄大圆满大师的图像刻于修行洞附近的岩石上。如此一来，象雄文化在金川地区的迹象非常明确，紧密了象雄文化和嘉绒文化的联系。随着象雄文化在国际学术界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与此有紧密联系的金川勒乌摩崖石刻的知名度无疑会增生。

      3、嘉戎地区的先民为藏族，其历史的悠久程度和文化的深厚程度皆令世人叹为观止。

       但清朝乾隆期间三次攻打金川，使金川的历史文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断裂。此次调研发现，很多金川人似乎认为乾隆攻打金川是金川文化的亮点，除此之外，似乎没别的文化。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金川文化的源头是苯教文化，虽然十八世纪金川战役后苯教文化有所削弱，但新中国成立后得以复兴，广法寺改宗苯教而重建雍仲拉顶寺是个鲜活的例子。嘉绒地区文化多样，各美其美，但苯教文化是其中的基础、特点和亮点。打造金川文化品牌，苯教文化首当其冲。勒乌修行地摩崖石刻的发现，对于提升嘉绒文化的知名度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4、有助于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宗教不是迷信，而 是文化的重要一部分。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文化强国的政策，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民族文化传承和弘扬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勒乌苯教修行地摩崖石刻群的发现和开发、保护是一个重要的使命。苯教文化是青藏高原的本土文化，是中华民族早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摩崖石刻群的发现有助于从学术的角度还原苯教在嘉绒地方的发展脉络，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4 几点建议

      1、保护比开发重要。建议对金川地区的勒乌修行地摩崖石刻群、年麦·西绕坚赞大师的故居、雍仲拉丁、悬空古庙、毛日石村遗址，以及宁玛派寺院中发现的格萨尔石刻做整体性的、综合性的保护和开发。当然，具体操作上应当把重点放在保护上，而旅游开发放在第二位。作为县级地方，有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是难能可贵的，应当给予保护。还应当考虑多元性文化的发展，嘉绒地区除了苯教的文化传统还有其他的宗教文化传统。

        2、怎样保护的问题很重要。对古代文化遗址保护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无非是一个：建立博物馆，即把文化遗址和博物馆分开管理。如果将勒乌修行地遗址对外游客开放，那么过不了多久，遗址便会遭到破坏，历史场景和文化场景都会遭到无法修复的损失。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将遗址本身保持原样，什么都不动。对现存的摩崖石刻进行临摹刻板，陈列展览在博物馆。

        3、文化传承的方式中最重要的就是活态传承。从文化学的角度讲，文化的活态传承是最经得住历史考验的一种文化传承方式。活态传承是指文化的一种活态延续，这种传承的对象不是死的，而是活的。例如，勒乌修行地摩崖石刻群的所在地是一组修行地，既然是修行地，那么就继续允许宗教人士在这里修行。如此下来，勒乌修行地的文化是鲜活的、动态的、延续性的。否则，几十年后只存在于人类的历史记忆之中。

       4、年麦大师的故居建造很重要。年麦大师是苯教乃至中华文化史上的智者和大师，在藏族苯教历史文化中与宗喀巴大师齐名。宗喀巴大师的故居塔尔寺由于得到当地政府的保护和宣传而名扬天下，全世界的游客慕名而来观赏文化场景，感受文化气场。但是，年麦大师的故居长期没有得到修缮和保护。

        5、双语教学支撑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加强双语教学的重要性，阿坝州政府也在支持双语教学，可见政策层面的重视程度。阿坝州的藏族地区包括金川县的藏族人口已经成为藏文的文盲，这是个令人心寒的现象，如此优秀的文化传统，如果没有语言文字的教学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就无法继承和发展，所以，强烈建议金川县从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大局着眼，加强藏汉双语教学。

（选自“中国金川‘象雄- -苯教’文化学术研讨会”）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教授       才让太